北宋崇佛宰相张商英曾在荆州任税官

　　张商英是北宋四川人，曾在荆南府做税官长达七年，后官至相位(尚书左仆射)。十五个月后寓居荆州，致力护法，曾向承天寺捐田100多亩，曾为玉泉寺撰碑记，向玉泉寺捐田九石(宋丈量单位)，据考证，张商英墓地在今枝江白洋镇中学，其夫人向氏瘗塔却在江陵。

　　夫妻为何客葬第二故乡，却又没有合葬？张商英为何如此钟情荆州？

　　张商英曾在荆州任税官

　　熊召政指出，荆州是历史文化的富矿，楚文化、三国文化等文化之外，还富有一种宰相文化，荆州是一座宰相之城，荆州走出和在荆州工作过的宰相有20多位。孙叔敖、段文昌、江陵岑氏一门三相等等且不说，单单北宋就有江陵人唐介为相，而张商英曾任荆州税官，在相位上被排挤出京后，又寓居荆州，托身丛林。

　　据已故地方志学者、辽王后裔朱翰昆考证，荆沙路上今长江大学成教学院处就是建于五代时的佛华寺遗址。在这里曾有无尽泉(张商英号“无尽居士”，人称无尽丞相)，夫人向氏瘗塔。抗战后设私立武德中学，解放后先后建教师进修学院、东方红中学、荆州教育学院。

　　荆州佛华寺，可能是张商英和向氏夫妻常驻之处。不然，向氏仙逝之后，不可能葬于佛门，享受建塔的待遇。

　　佛华寺是五代十国建都于荆州的南平王高季兴五个女儿出家地之一。分别在西门外建法轮寺，东门外建庄严寺，南门外建石佛寺，城东荆沙村建菩提寺。

　　张商英葬枝江

　　夫人向氏葬江陵佛华寺塔林

　　张商英的夫人向氏是相门之后，其父向子山，其祖向敏中曾为宰相。河内向氏家族在宋室南渡后仍与刘光世、张浚、周必大、三槐王氏四大家族联姻。

　　张商英十九岁那年入京应举，途经向家借宿，得到向父青睐，以女相托，张商英谦辞再三。向父说：你就是考砸了，我们也把女儿嫁给你！

　　张商英在徽宗大观中官至尚书左仆射位至宰相。张商英最初反对佛教，后来被夫人向氏引入慧海。

　　《宋史·张商英传》载，张商英(1043-1121)“蜀州新津人”，1072年(神宗熙宁五年)得王安石推荐，任监察御史，后因蔡京迫害贬监荆南税。1080年(元丰三年)，寻责监江陵县税。隐居于荆南府枝江传罄寺、江陵佛华寺、当阳玉泉寺等。枝江、当阳历史上都属于荆州管辖。

　　宋神宗时支持王安石变法，大观四年(1110)拜相尚书右仆射，大革蔡京弊政，被宋徽宗赐名“商霖”。宋徽宗宣和四年(1121)，张商英将宗杲禅师请到自己的府第西斋供养，朝夕相谈甚欢。

　　十一月张商英卒。张商英生前撰有《颂古》及《护法轮》行于世。张商英曾有净土愿，禅净双修，以净为归，在北宋后期佛教界，已成为时代之潮流。

　　康熙《荆州府志》称，“张商英墓，在县东十里，白洋驿后。商英，新津人，以忤蔡京谪归州，徙峡州，卒葬於此”。在其东南还有张居正高祖张旺与张旺父亲张唐的合葬墓，与张居正十四世孙张世谟等编纂、现藏于荆州市张居正故居的《太岳宗谱》所言之张旺卒后“附葬白羊”相吻合。

　　《太岳宗谱清河流芳》载，“初皇宋赐相国张商霖山场外祭田九石，历四百余年。土人向文玺强葬，张裔，同寺僧贞泰鸣官。隆庆己巳，封君用价银八十二两，置买张裔水田九石并山场。天启丁卯，施田于传罄寺，供佛给僧，余出五石作祭费”。

　　同治《宜都县志》说，“宋宰相张商英墓，在县东北十里，白洋驿后。”张商英与张居正，同为宰相，同为改革家，同赠谥号为文忠公。

　　张商英罢相后居荆州弘佛法

　　他从小就锐气俊伟，日诵万言。最初任职通州主簿的时候，一天，进入寺中看到大藏经的卷册齐整，生气地说：“孔圣的书，也没有这么多！”回家后欲写一通无佛论，夫人向氏说，“既是无佛，何论之有？当须著有佛论始得。”

　　张商英惊疑之余，觉得夫人说得很有道理。

　　后来，张商英拜访一位同僚，看到同僚家佛龛上面放着经卷《维摩诘所说经》，信手到“此病非地大，亦不离地大”时，深有所感，于是借书回家阅读，向氏道：“可熟读此经，然后著无佛论。”但由此后，张商英却归信佛法。并竭力护法，推荐德高望重的禅师出主各地方要刹，也提拔后起之秀。

　　神宗时张商英任荆南提举，与出蜀来访的圆悟克勤禅师有过一段法缘。张商英罢相归荆南时，年轻僧侣号觉华严自以为未探禅宗专程来谒张商英。此僧在成都讲《华严经》，发其微旨，无出其右，张商英推荐他至当时住南京钟山的克勤大师，参究五载，入潭州(长沙)智度说法，使荆南禅林声势更壮。

　　荆州是古代长江流域的佛教中心之一，著名古都地位，促成荆州佛教在东晋、南北朝至隋唐间的发展。荆州的佛教文化作为中国古都和历史文化名城的一种历史文化现象，对当时的社会生活产生过较大的影响，也为后世留下众多的佛教文化胜迹和高僧大德，其中当有张商英。

　　宋太宗、真宗崇奉道教，徽宗灭佛教，仁宗时欧阳修等人极力排佛，但并不影响他们支持佛教的态度。宋代不少儒家官僚也读经习禅，苏轼(1036～1101)曾对张商英说∶“释氏之徒，诸佛教法所系，不可以庶俗待之。

　　大慧宗杲于政和六年(1116)初次入荆南谒见张商英，张商英十分欣赏。1120年，徽宗毁佛法的次年，大慧宗杲再度访张商英论道，张叹为观止，鼓励他去见圆悟克勤，并给予盘缠，以助其行。大慧于宣和七年(1125)晤圆悟于京师天宁寺。

　　张商英与昭觉寺一休的师傅克勤禅师

　　宋高僧临济宗杨岐派圆悟克勤禅师(1063-1135)，上承五祖法演(湖北蕲舂五祖山)，下启大慧宗皋，属于临济宗杨歧派的大禅师，是禅宗史上的一位划时代人物。

　　克勤禅师俗姓骆，张商英称其为“僧中管仲”，其与佛鉴慧勤、佛眼清远齐誉为丛林三杰。政和元年(1111)克勤南游湘鄂。在荆州特意拜访张商英，辩论《华严经》之要旨及禅门宗趣，双方大为投契。张以师礼待之，并请他住持澧州(今湖南澧县)夹山灵泉院。与之谈论华严要旨及禅门宗趣。后归六祖寺——成都昭觉寺。

　　夹山及院中的方丈室名碧岩。克勤著《碧岩录》，为禅门后学指明了方向。有一种说法，就是张商英直接劝他撰写《碧岩录》的。克勤禅师一生为追求人生哲理，弘扬佛法，遍历楚水吴山，大江南北，芒鞋竹杖、度岭穿云，走遍了当时祖国疆域的三分之一。日本京都大德寺一休大师——宗纯禅师，就是克勤大师的高足。大师书赠他“茶禅一味”的墨迹。回国后，一休和日本茶道的开山祖师村田珠光一起，阐扬茶禅之道。昭觉寺誉为川西第一禅林”，被日本和东南亚各国众多的禅门弟子视为祖庭。

　　张商英与玉泉寺承皓大师托起关帝圣

　　“圣人无常师”，克勤出蜀后，也师从玉泉承皓等。在荆南，他最先参谒的就是当阳玉泉承皓。承皓是北宋时期云门宗禅僧，特别是“皓布裩”的故事以及他与苏东坡的对话，更是受人瞩目。

　　张商英《荆门玉泉皓长老塔铭》介绍了大师生平，他们相识是在元丰二年(1079)，张商英只有37岁，承皓已是七旬长老。因为张商英早在熙宁五年(1072)就已下放到江陵，在那里当了七年的税务官。元丰二年春天，张又恢复太子中允的头衔，在京西南路(治所襄阳)提举常平司任职，于是张便慕名拜访承皓，并把承皓推荐给郢州长官，让他到大阳寺担任住持。可是承皓和当地官员发生了冲突。张商英得知此事之后，写信给郢州长官，说承皓是有道之人，应该把他再请回来。郢州长官听从了张的劝告。张商英是热心的护法居士。

　　承皓后转到当阳玉泉寺，应“知荆南”的李审言和转运使孙景修的延请。

　　荆南(江陵)知府李审言的事迹目前不详，但在北宋时期梅尧臣、王安石(1021-1086)等人的著作里都曾提到此人。王安石作《祭李审言文》，着力赞扬此公在与人交往方面淡泊无私。

　　据张商英撰写的碑记，承皓在玉泉寺重修了关庙，并为关三郎单独建祠加以特别供奉。

　　祭文和碑记都提到玉泉寺的来历，即当初智者大师来到玉泉静坐修道，夜遇关羽化作的山神，经过智者大师的教化，其神归心佛法，施舍此山建成寺宇，供给智者作为道场。

　　玉泉山是关公信仰的发源地，关公显圣帮助智者大师兴建玉泉道场的传说则是关公信仰的具体形态之一。其中在北宋时期形成的新“版本”，恰恰始见于张商英的《重建当阳武庙记》。张还在《元祐初建三郎庙记》里有交代，张的记述很可能源于承皓的传授，因此，在关公显圣成为佛教中的伽蓝菩萨的演变史上，承皓和张商英是联手推波助澜的人物。(文/楚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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