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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家张僧繇曾在荆州留下宗教壁画 为荆州添彩

来源: 江汉商报 2013-12-07

  魏晋南北朝时期,荆州艺术地位突出,出了一大批本土或过境名家名作。张僧繇在荆州留下的宗教壁画,引出唐朝名画家阎立本观画的故事,千古传颂。

  张僧繇在荆州留杰作

  曾在荆州的画祖顾恺之以”开光点睛“著称,而张僧繇以成语”画龙点睛“著称,张僧繇的轶闻有三则在荆州。

  张僧繇,生卒年月不详,南北朝时前梁吴地人(今江苏省苏州市)。天监年间(502年—519年),官为武陵王国将军吴兴太守。直秘阁知画事。

  《历代名画记》卷七记载“武帝修饰佛寺,多命僧繇画之。时诸王在外,武帝思之。遣僧繇传写仪形,对之如面也。”

  ——梁武帝萧衍修饰佛寺时,多次让张僧繇给这些佛寺绘画。当时,梁武帝的几位王子都封地在外。武帝特别想念他们,也派张僧繇一并前往几位王子的封地绘画他们的仪容、形体,梁武帝看到几位王子的画像就象见了他们的面一样。其中,我们已经提到过,梁武帝之子梁元帝绎也是一名才子帝王,天才画家。

  江陵天皇寺(遗址在武德路北今荆州电力培训中心一带,唐僧玄奘曾在此讲经。1960年代曾出土相关碑刻,藏于沙市博物馆),明帝置,内有柏堂。僧繇画庐舍那像及仲尼十哲。帝怪问:“释门内如何画孔圣?”僧繇曰:“后当赖此耳。”及后周灭佛法,焚天下寺塔,独此殿有宣尼像,乃不毁拆。《名画记》、《太平广记》等均有记载。

  ——江陵有个天皇寺。是齐明帝时建造的,里面设有柏堂。张僧繇在柏堂里画上卢那舍和孔子等十位哲人的画像,明帝责怪他,问:“佛门内怎么能画孔子的像?”张僧繇回答说:“以后还当仰仗这位孔圣人呢。”待到后周消灭佛教的影响时,焚烧天下寺庙,佛塔,唯独柏堂殿因为画有孔圣人的画像而没有被拆毁。

  宋陈师道《后山谈丛》记载:阎立本观张僧繇江陵画壁曰:“虚得名尔。”再往曰:“犹近代名手也。”三往于是寝食其下,数日而后去。夫阎以画名一代,其于张,高下间耳,而不足以知之。世之人强其不能而论能者之得失,不亦疏乎?

  《国史异纂》也载:立本家代善画。至荆州,视张僧繇旧迹曰:“定虚得名耳。明日及往,曰:“犹是近代佳手。”明日又往,曰:“名下定无虚士。”坐卧观之,留宿其下,十日不能去。又梁张僧繇作《醉僧图》。道士每以此嘲僧,群僧耻之。于是聚钱数十万,货阎立本作《醉道士图》。今并传于世。

  《宣和画谱》卷《道释一》载,“立本尝至荆州,视僧繇画,曰:‘定虚得名耳!’明日又往,曰:‘犹是近代佳手。’明日又往,曰:‘名下定无虚士。’坐卧观之,留宿其下,十日不能去,是犹欧阳询之见索靖碑也。”

  ——阎立本家世代擅长绘画。他有一次去荆州。观看张僧繇的遗画说:“从这画来看,他是空有虚名啊。”第二天又去看,说:“他还是近代的绘画高手。”过了一宿又去看,说:“盛名之下没有低手。”

  在画前或坐或卧,观赏不已,晚上就睡在画旁边,过了十天还不离开。

  梁人张僧繇的《醉僧图》,画得惟妙惟肖,道士们常常用这幅画来嘲笑僧人。僧众们感到羞辱,于是大家凑了几十万钱,雇阎立本画《醉道士图》,这两幅画同时流传下来。

  版本大同小异,应非杜撰,阎立本曾到荆州观看张僧繇留下的壁画十之八九是确凿的。因此,也认为吴道子、阎立本等远师于张僧繇。

 

  张僧繇的影子  隋唐200多年受追随

  张僧繇擅写真,被崇奉为“百代宗师”。擅作人物故事画及宗教画,时人称为超越前人的画家。

  梁武帝好佛,凡装饰佛寺,多命他画壁。所绘佛像,自成样式,被称为“张家样”,为雕塑者所楷模。改变了顾陆以来的瘦削型的形象,创造出比较丰腴的典型,画人“面短而艳”。梁以后,张的风格成为二百多年间的主流画风。隋唐很多著名画家都追随张僧繇,被称为百代画圣的吴道子,也一直被公认为师自张僧繇。

  后人把张僧繇尊为“画家四祖”之一。所谓画家四祖指东晋顾恺之与他的学生陆探微,南朝画家张僧繇及唐代画家吴道子。在四祖中,张僧繇是一个承上启下的关键人物。历代文献中,著录了他所画的23处寺庙壁画遗迹,其中少不了江陵。张僧繇以他那画龙点睛的神笔,永远在中华民族的文化史册中占据着光荣的一席。

  张僧繇吸收了天竺等外来艺术之长处,在中国画中首先采用凹凸晕染法,画出的人物像和佛像栩栩如生,传神逼真。创造了一种不用轮廓线的“没骨”法,全用色彩画。

  张僧繇还将中国书法的用笔借用到绘画中。西晋时期,中国出了个有名的书法家卫夫人,她是书圣王羲之的老师,曾写过一篇著名的书法理论《笔阵图》,专门讲书法中不同的笔法。张僧繇仔细研究学习,点、曳、斫、拂等笔法,均依卫夫人《笔阵图》的要求。

  张怀瓘评语“象人之美,张(僧繇)得其肉,陆(探微)得其骨,顾(恺之)得其神。”张僧繇的“疏体”画法,至隋唐而兴盛起来。一变东晋顾恺之、南朝宋陆探微连绵循环的“密体”画法。他还大胆将孔子像与佛像并列着画到天皇寺内,让中国圣贤进入佛门圣地,满足了民族心理对外来文化认同的平衡。

  从美术史的角度考察,艺术上的顶峰当在唐代,丰满艳丽、雍容华贵的泱泱大唐风范才是这一风格的成熟形态。可以说,没有张僧繇“面短而艳”的人物造像风格的奠定,就不可能达到唐朝雍容大度、丰满健康、蓬勃向上的人物造像顶峰。因此可以说,张僧繇是对隋唐影响最大的画家。

  张僧繇是位极其勤奋的画家,《续画品录》说他“手不释笔,俾夜作昼,无须臾之闲。”

  张僧繇的作品有《梁武帝像》等。传世作品《二十八宿神形图》现藏于日本大坂市立美术馆。

  阎立本有个哥哥阎立德,都是绘画大师。阎立本还画有《秦府十八学士图》、《凌烟阁功臣图》等作品。《职贡图》是跟他哥哥阎立德合作的。至高宗朝,阎立本为右丞相。

  在唐代也有成名于荆州的大画家张璪,画松石的高手,其地位仅次于王维,绘画理论名扬天下。其主要心得是“外师造化,中得心源。”——强调宇宙万物和现实生活是艺术创作的源泉。一直是有作为的画家所汲取。

  顾恺之、张僧繇、王羲之等人的真迹经梁武帝搜集后,中经侯景之乱,又损失很多;西魏攻陷江陵,梁元帝将降,把收藏的图书、名画、法书十四万卷焚毁。隋代收拾烬余,而隋炀帝幸江都,所载图书多沉没河中,再加上经隋末的战争破坏,名家真迹因此很罕见。

  文化影响瑰丽的艺术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艺术繁荣,有时代背景和楚文化背景交织。从时代上讲,从秦汉的统一到三国两晋南北朝的战乱分裂,本来应是文化衰败期,但魏晋以来,分裂只是局部不占主流。在思想上,先秦遗留下来的儒家主张爱人,道家讲做人,法家讲治人,墨家讲待人,名家讲辨人,阴阳家讲识人,都是讲在统一的封建国家统治下如何生活。就艺术领域,楚人自由想象的创造精神,都在汉代社会生活中取得了趋同,形成乐以道和的共识,进而产生为人生的艺术。于是,无论音乐、舞蹈、绘画、书法、雕塑、建筑、文学、工艺,都无法摆脱礼教的影响、政治的制约。

  秦汉时期统一文化气氛的消失,反而给了各封建割据势力自我表现的机会。随着各少数民族贵族入主中原,佛教终于异军突起,蔚为大观,形成文化艺术领域自我表现活动的添加剂。在这样一种情况下,与宗法血缘观念密切联系的礼教伦理势力受压抑,而原始与宗教性质的艺术生活显得生机勃勃。创造性的冲动情感在艺术家身上多少得到了恢复,于是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有一个扑朔迷离的艺术世界,令后人叹为观止。

  美学家宗白华说:汉末魏晋六朝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苦痛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因此也就是最富有艺术精神的一个时代。魏晋南北朝时期在阴暗沉闷的政治重压下,儒道合流,玄学及佛教艺术等成为逃世的精神寄托,艺术家以艺术作品表现个性与理想人格追求。艺术作品由此而产生美的自觉,即由人自身形象之美向文学、书法、绘画方向以感情移借的方式转移。正是有艺术这一块属于艺术家自己的天地,他们才能将有限的生命化为无限的创造,使得中国艺术精神得以在此时不断升华,在那凄风苦雨的漫漫长夜,闪烁出智慧的光辉。(文/楚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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