荆州刺史幕僚盛弘之著《荆州记》 打捞历史的记忆

　　岁月如流，流在天地，时空经纬纵横交织成网，用这张时空网，可否捕捞一些故去的长河精灵。

　　盛弘之生平无考，仅知其为南朝刘宋人，是荆州刺史刘义庆的幕僚名士。盛弘之著作《荆州记》三卷亡轶过早，《隋书》也仅录其书名。但缉本很多正史中也有部分记录。

　　《通典》评《荆州记》“自述乡国灵怪、人贤、物盛”，自然与超自然不加区分，关注天人感应，反映人事祸福。

　　《荆州记》据考证，成书于南朝宋文帝元嘉十四年(437年)。作为一部地理著作其价值是多方面的，它记载了楚国的发源地、开国君主、都城、建筑、军事、疆域、文化、重大事件等，反映了楚国的兴衰轨迹，是研究楚史极为有用的资料。

　　《水经注·江水二》:“自三峡七百里中，两岸连山，略无阙处……猿鸣三声泪沾裳”之句，实引自盛弘之的《荆州记》，郦道元只对盛弘之的文字做了小改动。刘义庆的《幽明录》也有不少引自《荆州记》。

　　《荆州记》中的楚地楚史

　　《荆州记》所记荆州包括了今湖北、湖南、河南、广东、广西的全部或部分地区，正是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楚国人民生息繁衍劳作演绎了楚国的兴衰史。关于楚国的开国君主及发源地“秭归西有杨城周回十余里即熊绎所居。”“景山……东与荆山连接……荆山之首曰景山。”《太平御览》卷也有引用。《史记楚世家》载：周成王时“封熊绎于楚蛮封以子男之田姓芈氏居丹阳”而熊绎则“事成王”。虽然这表明楚国并没有改变它对周的臣属地位，但对楚来说毕竟有了属于自己的开国之君，熊绎有了一块属于自己的地盘。《左传昭公十二年》有记载说“昔我先王熊绎辟在荆山。筚路蓝缕以处草莽。跋涉山林以事天子。”“辟在荆山”十分清楚地点明了楚人当时的封地及奋斗之状，“筚路蓝缕以处草莽”更是形象地勾画出了楚人在蛮荒之地的艰苦生活。可见楚国的发迹从熊绎居处的荆山开始。

　　关于楚国的鼎盛时期，《荆州记》选取了楚国国君楚庄王“楚庄王伐陈乡”。楚庄王是个极富韬略的君主，他以“三年不飞一飞冲天三年不鸣一鸣惊人”言志。他除奸用能、大兴水利、发展农业、服降侯国、完成霸业问鼎中原即是标志。关于楚国的衰亡，“罗县北带汩水……沿汩西北去县三十里名为屈潭屈原自沉处。”

　　如果说从熊绎到文王再到庄王、屈原反映了楚国的兴衰轨迹，对楚都城的记载也反映了这一点。“秭归西有杨城……熊绎所居。”“杨城”应为丹阳城。《水经注》云“城据山跨阜周八里二百八十步……楚子熊绎始封丹阳之所封都也。”但此城在秭归县东南。《舆地志》云“秭归县东有丹阳城周回八里熊绎始封也。”《舆地纪胜》云“丹阳城在秭归县东三里……周回十二里。”《元和志》云“丹阳城在秭归县东南七里。”陆游《入蜀记》云“故城……在今归州东。”众说与盛说在方位上有别，但均肯定丹阳城即杨城为熊绎始都之所。“江陵东北七里有故郢城城周回九里。”《渚宫旧事》二引，郢城今江陵西北纪南城的定都，始于楚文王继位后的第二年，即公元前689年。《史记楚世家》有云“文王熊赀立始都郢。”郢城地居江湖之会，西控巫巴咽喉，北联中原通衢，不仅自然条件优越，而且战略地位重要，从此成为楚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也正是以郢城为国都后来楚庄王成就了霸业，直至公元前年吴人入郢国都破。对此盛《记》亦有载“昭王十年吴通嶂水灌纪南入赤湖进灌郢城遂破楚。”《路史国名纪注》丙引，从杨城丹阳的主动迁郢到从郢城被迫迁出，实质上反映了楚国国力的强弱转化，可见《荆州记》的良苦用心。除此而外，盛《记》对楚国的建筑、军事、疆域、文化、重大事件等亦有记载。特别是对范蠡籍贯和方城的记载更有助于对楚史的研究成为研究楚史极为有用的资料。

　　《水经夏水注》引：“江津豫章口东有中夏口是夏水之首江之汜也。屈原所谓过夏首而浮顾龙门而不见也。龙门即郢城之东门也。”《太平寰宇记》引：“当阳县东南有麦城，城东有马卢城，沮水之西有磨城，犄角麦城昔伍子胥造此二城以攻麦城。”

　　《郡国志注》、《水经注》引：“叶东界有故城始犨县东至氵亲水达泚阳界南北联之数百里号为方城一谓之长城。”关于楚国的疆域“襄阳旧楚之北津。”关于楚国的文化，《艺文类聚》卷引：“巫县有鸟如此鸟鸡其名为鴞楚人谓之服。”关于楚国重大事件，《后汉书注》卷引“衡山之南有南正重黎墓……楚灵王时山崩毁其坟得莹邱九头图焉。”《越世家正义》引“荆州华容县西有陶朱公冢树碑云是越范蠡。范蠡本宛人与文种俱入越吴亡后自适齐而终。”

　　事实上，《荆州记》不仅对楚史研究有重要价值，同时对古荆州的地貌及其变迁以及各地的乡情、人事典故、名胜景点等都有极为精确的记述，内容极为丰富，是研究荆州的政治经济地理的重要参考。《荆州记》对当今及以后研究古荆州的人文地理、历史地理乃至旅游地理的作用，将会更加明显，其价值将会得到更充分的体现。

　　《荆州记》记载的科技艺术

　　盛弘之《荆州记》还记录了世界最早的避雷针、插花艺术等。

　　1500多年前的避雷针

　　现代意义上的避雷针是富兰克林冒着生命危险整出来的，但是我国古代也有类似的避雷装置。

　　盛弘之《荆州记》记载：“湖阳县，春秋寥国，樊重之邑也。重母畏雷，为母玄石室，叫避之。悉以文石为阶砌，至今犹存。”这个类似于避雷的屋子，讲的是一个孝子因为妈妈怕雷，就用某种石头建了个绝缘的屋子。

　　刘义庆于元嘉九年(公元432年)至元嘉十六年(公元439年)间出任荆州刺史。由于随刘义庆在荆州任职之便，盛弘之亲自考察了荆州一带的山川景色，名胜古迹和风土人情。樊重是东汉光武帝刘秀的外祖父。从盛弘之的记载看，樊重为母亲建造避雷室所使用的全部材料都是文石，文石很可能就是大理石。大理石具有绝缘性能。大理石建造的屋室当然是可以避雷的。

　　砖瓦土木是中国古代建筑的主要材料。

　　唐代《炙毂子》一书在记载了种初级简陋版避雷针：汉朝时柏梁殿遭到火灾，有人就建议，把一块鱼尾形状的铜瓦放在顶子上，就可以防止雷电所引起的天火。宋代以后的建筑师们为了使屋室有人的地方避开雷击，精心构思，巧妙地消除了电学上称为“跨步电压”的危险，留下了不少至今令人拍案叫绝的神奇建筑，后来，中国古代很多建筑物都有了初级避雷装置，就是屋脊两头，都有一个仰起的龙头，龙口吐出曲折的金属舌头，伸向天空，舌根连接一根细的铁丝，直通地下，在发生雷电的时“大显神”。在西方，18世纪后期，美国人富兰克才“发明”避雷针。殊不知，中国已经发明1000多年了！

　　2000年前的插花艺术

　　插花，也是中国一大国粹。江南无所有，聊赠一枝春。日本的插花则是在唐代从中国连同佛教一并传入的。若问中国插花起源于何时？

　　目前，学术界众说不一。盛弘之《荆州记》出现了梅枝插花。又载于《南史·晋安王(萧)子懋传》“有献莲华供佛者，众僧以铜罂盛水，渍其茎，俗华不萎。”但中国插花起源于战国时期。有西汉刘向的《说苑》一书为证。《说苑》“奉使”篇载：“越使诸发，执一枝梅花遗梁王。梁王之臣曰韩子，顾左右曰：‘恶有一枝梅遗列国之君者乎？请为二、三子惭之。’”其大意是：越国(包括今苏北运河以东、苏南、赣东和浙南，建都于会稽，即绍兴。)使者诸发一行，奉越王之命，千里迢迢送一枝梅花作为国礼，献给北方梁国(公元前361年，魏惠王迁都大梁，今河南开封，为战国七雄之一。)之群王。梁王手下有位叫韩子的大臣，对左右说：“怎么可以用一枝梅花作为国礼来送给一国之君呢？我都要为你们一行的所作所为感到惭愧。”后经越使据理力争，并陈述了古越国剪发文身，梅花为礼的风俗习惯，梁王才“披衣出以见诸发，令逐韩子。”通过这段刘向讲给皇帝听的故事，可知梅以花贵始战国。古代生活于越、吴、楚等国的始祖先民是非常看重梅花的，并将其作为国际间交往的礼品。为此也有了插花、保鲜技艺。